2002年10月9日，云南省西双版纳州景洪市纳鑫宾馆。来自湖南省祁东县公安局和景洪当地的多名刑警悄悄上楼，将二楼一间客房包围起来。巧合的是，平时入住后都要用自制铁锁将门反锁的那名奇怪“房客”这天却忘了锁门，这倒省了刑警们的力气。祁东县刑侦大队副大队长谭驭舟第一个夺门而入，将正趴在床上的“房客”死死按住。听到熟悉的乡音喊出“邓文斌”三个字，“房客”心知末日来临，眼中顿时失去了平时的凶焰，乖乖束手就擒。这标志着一个建国以来全国罕见的特大武装跨国犯罪团伙即将彻底覆灭，自1990年起到1999年发生在祁东等地区的多起涉枪大案将随之水落石出。

  这一特大跨国武装犯罪集团的骨干成员多达25人，先后犯下持枪杀人、抢劫、盗窃和盗窃机动车等各类刑事案件312起，策划和实施了武装抢劫境外某国际赌场、国内某银行以及以放毒、爆炸方式袭击公安机关等恶性案件。此案告破后，中央电视台曾先后两次播报与该案相关的新闻。而邓文斌，就是这一个十恶不赦的犯罪集团的总头目。

  不过，邓文斌并非生来就是嗜血魔头。1967年，他出生于一个军人家庭，随父亲在北方军营中长大。小时候，他也曾立下过远大志向，想要在长大后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后来，父亲带着全家回到了湖南老家。邓文斌初中毕业后，进了祁东标准件厂当工人。受父亲的影响，1984年，17岁的邓文斌应征入伍，在空军某部服役。

  虽然后来各种报道中都称邓文斌是“退役特种兵”，但他从事的其实是机场警卫工作。在部队期间，大家对“小邓”的印象是个头不高，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因为邓文斌把心思全部用在苦练军事技术上，不仅练就了出色的体质，还有一手过硬的射击本领，特别是手枪射击，25米之内百发百中。正是因为这段经历，后来邓文斌从始至终保持了锻炼的习惯，到被捕时为止，每天坚持做800个俯卧撑，从不间断。

  不过，这些本领对邓文斌在部队的“进步”没有起到啥作业。1988年，他从部队退伍回家，仍安置在祁东标准件厂，当一名普通的钳工。“辛苦了几年，结果还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邓文斌觉得很委屈，感到自己“大材小用”，心中的某些念头开始蠢蠢欲动。

  1990年7月的一天深夜，邓文斌实施了他生平第一次犯罪。“有枪才是草头王，”邓文斌深信干大事得先有枪。他早就发现祁东二中射击场枪库晚上无人值班，于是趁夜剪断防护窗钢筋潜入室内，盗得小口2支、小口径手枪2支及子弹20发，然后将4支枪绑在自行车后座上，迅速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邓文斌先是把在外面藏了一阵子，然后又悄悄带回标准件厂宿舍区。这时，他在犯罪方面的高智商慢慢的开始显露，居然无师自通地试验起了消声器。经过试验，他自己设计制造的消声器在两支手枪上取得了成功，但两支步枪却屡试屡败，而且枪身过长、携带不便，邓文斌决定把它们藏起来。

  邓文斌选择的藏枪地点也是别人想不到的。他把步枪用编织袋包裹起来，藏到祁东县骨伤科医院四楼的垃圾通道里，外面根本看不到。那个地方很高，身高只有1.68米的邓文斌居然只身背着枪爬了上去，在墙壁上砸了两颗铁钉，然后将编织袋挂在了上面。此后，他始终没动用过这两支枪。而当12年之后，根据邓文斌落网后的口供，这起当年曾惊动公安部的挂牌盗枪案才得以告破。不过，公安民警取枪时，想方设法都没上得去，只好用长木棍将编织袋捅下来，由于袋子已经腐朽，两支枪都掉了下来，其中一支直接摔断了。

  邓文斌搞到了枪，但没找到“干大事”的渠道，还是继续当他的工人。两三年后，厂里效益愈加不行了，邓文斌便辞了职，改行开长途客车，专门跑祁东县白地市镇到广东等地的线路，一个春运下来有七、八千块钱的进项，这在当年绝对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但邓文斌仍不满足，认为这样挣钱太慢、太辛苦。加上他跑广东时结识了许多三教九流的朋友，其中不乏贩毒、贩枪的不法分子，目睹了他们一掷千金的“潇洒”，邓文斌的心理开始急剧失衡，成天想着如何搞大钱。

  邓文斌先是伙同他人盗卖机动车辆，结果被派出所抓获，但因案值不大，只是拘留了几天。他不思悔改，仍然谋划着“干大事”。1998年11月，尽管手头没有车源，但他还是收了一名想购买一台二手桑塔纳的买家的押金。车从哪来？他便和后来成为集团核心骨干成员之一的李兴春精心密谋，策划抢劫外地出租车，着手实施他生平的第一次劫车案。

  经过10多天的踩点，邓文斌、李兴春两人在南宁火车站看中了一台红色2000型桑塔纳出租车。李兴春假装是做装饰材料生意的老板，说自己买了5桶红、黑两色的油漆，要运到柳州，与司机谈好价格，雇了这辆车。其实，油漆是两人阴谋中的一部分，一旦出租车抢劫成功，便用它遮掩车身上醒目的的士标识，以方便脱逃。

  当车开到柳州矿建公司围墙旁一座小桥附近时，李兴春谎称下车找个人，其实是借机观察周围动静，发现只有几个小孩在远处玩耍，就决定在此动手。按照事先约定，李兴春喊了一声“开车”，邓文斌听到暗号，便掏出贴身携带装有消声器的小口径手枪。

  出租车司机从反光镜里看到了邓文斌在掏枪，便连声哀求：“大哥，出租车我不要了，求你们饶我一条小命吧。”邓文斌凶相毕露：“对不起了兄弟，今天我们没蒙脸，你一定得死！”话音未落，一枪击中司机头部。司机挣扎着推开车门逃命，副驾驶位置上的李兴春一把扯住其裤腰带，邓文斌赶紧补射了两枪，将司机当场打死。他们把尸体一直从柳州拖到祁东，在某预制场旁掩埋。次日，邓文斌将赃车以4.8万元脱手，与李兴春各分得赃款2万余元。

  邓文斌后来在交代这起案件时，自己供称：“第一次持枪杀人，我还是有些紧张。当时手直哆嗦，用了一分多钟，才将出租车发动。路上见一部警车在后面不紧不慢跟着，以为被警察发现了，甚至产生了弃车逃跑的念头。后来车右胎的装饰圈掉了，也不敢下车去捡……”

  手上沾了第一滴血，邓文斌的心理发生了不可逆转的蜕变，觉得被抓到横竖都是死，因此愈加放纵，案子越做越大。一星期之后，邓跑到云南省勐腊县，从一个外号“老癞”的湖南人那里花4500元买了一支苏制TT33枪及8发子弹。在南宁会合后，邓文斌告诉李兴春：“包括路费在内，买枪花了1.5万元。”这支枪二人共用，平时由邓负责保管。

  1999年5月，邓文斌等人准备“再搞笔钱，买枪干大事”。经过一番研究，他们将目光瞄准了祁阳县信用社主任李昭德。5月28日凌晨，邓文斌、李兴春、谢爱民（绰号“老伍”，后来也成为集团主犯之一）和王新蒙着脸，身着迷彩服，手持两支小口径手枪，剪开二楼护窗上的钢筋，然后蒙面入室，将李昭德及其妻子用胶带捆绑起来，劫得存有35万元的存折多张，现金1万多元、手机2只以及皮衣、名烟名酒等大批贵重物品。

  邓文斌很早就显露出心狠手辣、嗜杀成性的特点，作案现场绝不留任何痕迹。不过，祁阳的这起案子倒是个例外。因为在翻箱倒柜时，邓文斌发现了一本记满了10多页送钱人姓名、数目的笔记本，心想：“这姓李的家里都是不义之财，自己贪污受贿，也不是什么好货，绝不会报案自找麻烦，况且我们都蒙了面……”因此打消了弄死受害人的念头。

  当然邓文斌也留了一手，抢劫过程中故意一直让带广西口音的李兴春开口，造成是流窜作案的假象。但结果并未如他所愿。第二天，邓文斌再次经过信用社时，发现门前停有警车，心知肯定是李昭德报了警，对留其一命后悔得要死，从此再也不敢在祁阳露面，在祁东的活动也不得不有所收敛。

  此前，邓文斌因事与祁东县第三人民医院麻醉师胡国君结识。胡有盗窃前科，平时好色又好赌，经常出没于赌局和花街柳巷。两人臭味相投，很快交上了朋友。邓文斌化名“王志兵”，托胡牵线销售一辆赃车，后来还把他从境外购得的2支枪存放在胡的住处。但胡国君出于好奇，在一次将枪拿出来把玩时，不小心走火，将卧室的墙壁打了一个洞，最后因私藏而锒铛入狱

  虽然胡国君还算“讲义气”，没有供出“王志兵”。但邓文斌损失了2支枪，不得不再次到老挝等地购买，以补充自己的“武库”。而胡国君出狱后，通过要挟医院领导，谋了一份临时工的差使，继续在医院放射科上班，月工资只有600元，而他每月的开销至少要一两千元。于是急需钱财的胡国君又找上了邓文斌。邓文斌看中胡国君有心计、头脑好使，两人一拍即合。胡国君正式加入了邓文斌犯罪团伙，并很快一跃成为集团“二号人物”。

  1999年8月，随着张东明、邹铁两人入伙，众人集体喝过血酒，一个以邓文斌为首，以胡国君、谢爱民、张东明、李兴春、邹铁为核心骨干的犯罪集团正式形成了。

  张德海自己也并不是什么好人。他毕业于湖南湘潭一所高校，后分配到江西省乐平市烟草公司鸣山批发部，很快当上了负责人，后来与批发部临时工李荣花勾搭成奸，两人于1999年7月携带公款89万元一并潜逃，被乐平市检察院以涉嫌贪污罪立案侦查。此案当年在江西也曾轰动一时。

  张德海、李荣花出逃后，到湖南祁东一同学处暂时落脚。张德海沉迷赌博，经常参与豪赌，没想到因此来给两人招来杀身之祸。因为他的赌友中就有胡国君，早就盯上了这个一出手便是成千上万的“财神爷”。

  为实现劫财目标，邓文斌一伙做了周密的预谋和分工。由胡国君、谢爱民负责跟踪张德海、李荣花，一段时间后，摸清了两人的回家路线以及早、晚出入的时间段。邓文斌等人则在此期间，盗得一辆五菱面包车备用。

  1999年8月的一天，邓文斌等人终于下手了。胡国君、谢爱民将两名受害人骗上面包车，胡国君先占住副驾驶位，以使张德海、李荣花上车后只能坐到中间一排，然后假装偶遇，把邓文斌、张东明二人相继接上车，坐在后排，将两名受害人包围起来。

  待车行至僻静处，邓文斌等人掏出2支枪和1把匕首，将张德海、李荣花控制起来，戴上手铐，劫持到胡国君位于祁东县白鹤铺镇农村的老宅子，邹铁早已在此等候。在张德海、李荣花身上，劫匪们共搜出现金1万余元，还有定、活期存折6张，仅活期金额就达39.5万元。当晚，邓文斌等人逼问出存款密码，次日一早到长沙试探性取款，验证密码属实后，便用绳索将张德海、李荣花两人勒死，并将尸体埋在祁东化工厂附近的一个山沟里。

  凑巧的是，后来祁东县扩建垃圾场，恰好选中这个山沟作为生活垃圾填埋地。案发后经过几年的累积，在此倾倒的垃圾达到12万多立方米，整个山沟几乎被填平了，而且还在垃圾场上又盖了一个预制厂。当案犯到案后交代出相关情节时，据公安部门测试计算，搬走垃圾、寻找两具尸体的成本已经高达100余万元。

  回头再说邓文斌一伙。张德海抢劫杀人案既是这个罪恶团伙的“开山之作”，同时也成为他们内讧的开端。

  处理完尸体，回到胡家老宅，看到一堆存折和现金零乱地摆在桌上，团伙成员个个眼中放光，形似饿狼。为控制局面，邓文斌掏出手枪，“哗”地一下推弹上膛，杀气腾腾地喝道：“把所有东西都放到包里去！谁也不准乱拿！谁乱拿，我就干掉谁！”众人慑于邓的杀气，很快达成了一个分赃方案，决定胡国君、谢爱民两人分头保管活、定期存款，分批取款。

  到海南办好张德海、李荣花的假身份证后，邓文斌、胡国君各找了一名女子，冒充张李二人，跑到南京，分两次提出了39.5万元活期存款。邓文斌从中拿出10万元，准备购枪，还伙同胡国君私吞了张东明、谢爱民应分得的部分赃款，两人各拿走11万元。

  不久，谢爱民也带着定期存折到南京取款，却空手而归，回来说：“就是取不出。”胡国君说：“不可能，实打实的，怎么取不出?”谢爱民反驳道：“不相信，下次你自己去取。”两人当即争吵了起来。谢爱民提到杀死张德海、李荣花后，大家怀疑胡国君私吞有价证券的事，胡国君气极败坏，脸色涨得像猪肝。当谢爱民次去南京取款时，胡国君就在邓文斌面前挑拨：“‘老伍’会不会拿了钱跑了？”邓文斌表面上一声不吭，心里却也动起了小九九。

  其实，邓文斌对谢爱民也一直耿耿于怀。在抢劫祁阳信用社主任时，谢爱民曾用抢得的手机打了一个电话，邓文斌认为他这么做很愚蠢，容易暴露行踪；在分赃时，谢爱民只拿出了9000元，而身上一向最多几十块钱的他，当天手中就多出了一个3000元的存折，邓文斌对手下这种私吞行为很是恼火；邓文斌对谢爱民贪杯的缺点也十分不满，几杯酒下肚便胡言乱语，担心他哪天把团伙的所作所为全兜出去。思前想后，邓文斌认为谢爱民留下将是个祸害，就动起了将其除掉的心思。

  1999年9月的一天晚上，距离杀害张德海、李荣花还不到一个月，邓文斌、胡国君将谢爱民灌醉，背到胡的宿舍中。凌晨时分，两人各开一枪，让谢爱民罪恶的生命在黑吃黑的内讧中走到了尽头。

  将谢爱民打死后，邓文斌、胡国君居然在谢的尸体旁一直聊天聊到天亮。胡国君又提出，要把张东明给干掉。但邓文斌知道张东明和谢爱民不一样，对张一直十分信任，平时都住在一起。闻听此言，邓文斌看出胡国君有搞垮团伙、独吞横财的野心，开始时刻提防他。每次与胡国君同住，他都小心翼翼地把手枪上膛，然后压在枕头下。

  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把邓文斌再次吓出了一身冷汗。起因是李兴春和团伙一名马仔喝醉酒，相互斗嘴，扬言要把持枪杀人的事报警。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旁边有人打了110，民警真的来了。被吓醒了的李兴春，谎称自己说的是醉话，好不容易才蒙混过关。

  狡猾的邓文斌心想，“再不远走高飞，‘大事’迟早要坏在这些酒色之徒手中。”不久，张东明因事被祁东县白地市派出所拘捕，邓文斌再次施展飞檐越墙的“本事”，剪断铁窗，居然将张救了出来。两人一合计，再也不能呆在祁东了。1999年底，邓文斌等人仓皇外逃。

  逃出祁东后，邓文斌、张东明来往于云南、广西、湖南、广东、海南、江西、福建等省份，以及老挝、缅甸、越南等邻国，重新纠集人马，开始了范围更大的流窜作案。邓文斌“重操旧业”，把作案重点放在盗窃机动车上，而且越干越大，前后涉案人员多达300人。他们曾创下一个晚上连偷7台车的“纪录”，其中一辆猎豹越野车运到老挝后，卖了1.2万美金。

  邓文斌重新组建的犯罪集团很明显地呈现出集团化、智能化的特点。集团骨干成员大都由刑满释放人员和社会闲散、无业人员组成，内部组织严密、分工明确，规定如果出卖同伙、背叛“组织”，要杀其全家；如中途退出“组织”，则需自断手指；如被抓，则将全部责任担起，由“组织”安排照顾家小。在分工上，有人专门负责盗窃机动车辆，有人专门负责销赃，有人专门负责保管、赃款赃物及分赃，还有专门研究开锁、武器和使用毒物的“技术人员”。

  该集团获得的巨额赃款中，很大一部分都用来购买，到2002年10月邓文斌被擒获时，该集团己拥有微型冲锋枪2支、枪5支、运动步枪2支、手榴弹70多枚、子弹1000多发。邓文斌专门规定，凡作案时只要开了枪，再次作案时决不用同一支。此外，为盗车方便，邓文斌花10万元学会了配制各种锁具的“技术”，又花10万元买回两套改码器。邓曾向同伙吹嘘，他开一台车锁只要1分多钟，当时最难开的磁性锁也只要1个小时。邓认为张东明对他忠心耿耿，又对曾私吞过张的钱感到“内疚”，后来把相关“技术”传授给张，对别人仍然保密。

  在花钱改进犯罪工具方面，邓文斌很是大方。他曾花2万元从俄罗斯买了2副夜视仪，夜间入室盗抢不打手电，夜间盗车后不开车灯，山路上照样行驶。消声器改装技术也“炉火纯青”，最早设计的消声器开枪时动静还和鞭炮一样，最后只有手掌拍蚊子的声音那么大。他甚至把5个自制消声器以1万元的价格卖给老挝人，对方称“效果很好”。邓文斌还买了6副防毒面具和化学试剂，自己开始试制毒药，结果线瓶氰化物，准备配合其他药剂当作毒气使用，据说试验时，用做试验对象的狗只要几秒钟便死了。

  为提高作案效率和“科技含量”，邓文斌还在集团内部实行“股份制”和“分配市场化”。每次作案后分赃时，都要先提取15%的技术股份，分给利用高技术手段作案的人。当然这对邓文斌自己最有利，因为他对破锁技术很有研究，在实施盗窃机动车犯罪时，大多由邓文斌动手作案，车辆销赃后，由他先提取15%作为技术股份，余下赃款再由参与的人平分。

  邓文斌在外闯荡多年，随身一直携带两件“宝物”：一件是枪；一件是书。他先后购置了《刑事侦察学》、《弹道学》等很多法律、军事专业书籍，供集团成员学习之用。特别是《三国演义》，邓文斌一直放在枕边，每本都翻到卷边烂页。甚至后来逃到老挝、缅甸，在每个住处均备也有一套。据邓自己说，20岁时，他就能将全书背下来。他特别崇拜诸葛亮的计、周瑜的谋、曹操的诈、关羽的勇，并且“学以致用”，运用到作案当中。

  在三国人物中，邓文斌最欣赏曹操，而且身体力行。有一次，邓文斌团伙看中了一辆进口轿车，跟了一段时间，发现是当地公安局长的座车。同伙都打起退堂鼓，他却执意要干，众人都说他吃了豹子胆。邓文斌微微一笑说，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最安全。于是，当司机下车买包烟时，一转身的功夫，那辆车便不翼而飞了。

  在和同伙联系接头方面，邓文斌的“诈”术更是层出不穷。他曾有“老傣（歹）”、“王志兵”、“王平宁”等7、8个化名，用过的假身份证10多个，连团伙“二号人物”胡国君案发前一直只知道他叫“王志兵”。他有10多个手机卡，一发现有同伙出事马上更换。如果他在福建，会对同伙说自己在广西，约定第二天见而，他当晚便赶过来，常常吓对方一跳。他跟团伙成员约定，打电话接头时，前两句必须说普通话，如果有一方两句讲完后继续说普通话，说明他己经出事，一定要马上切断联系……

  2001年，犯下湘鄂渝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的暴力犯罪集团首犯张君落网，引发社会轰动。因此，有人把邓文斌称为“张君第二”，但邓却很不以为然。实际上，他根本不把身为湖南同乡的张君放在眼里，甚至多次在同伙面前吹嘘，说张君是靠暴力抢钱，自己是靠脑子挣钱，根本不在一个层次。

  与胡国君等同伙不一样，邓文斌一向不嫖不赌，这倒不是他品德高尚，而是怕因小失大，坏了自己的“大事”。但潜逃时间一长，他也感到需要找一个女人。2000年，邓文斌跑到老挝西北部的朗南塔省，结识了当地一个比他小11岁的叫依原的女人。依原的叔叔在当地军界担任要职，所以她家在当地很有些势力。邓文斌能说会道，让依原动了芳心，不顾年龄大小差距，也不计较邓在中国还有结发妻子，两人同居到了一起。

  依原和邓文斌感情很好。她原本也参与当地的贩毒行当，为了不把邓文斌牵扯进去，居然金盆洗手了。邓文斌干的那些勾当，也没有全部瞒着她。所以邓文斌最后一次回国时，依原可能是有所预感，拉住邓大哭：“你在中国做了那么多坏事，不要回去了，留在这里，好好过生活。”但邓文斌执意不听，结果锒铛入狱。

  此外，邓文斌在缅甸还有一个“妻子”名叫依娜，和依原差不多年龄。2001年，两人开始同居，并生有一女。为什么邓文斌在老挝安了一个家，还要在缅甸再找一个女人呢?最大的目的还是作为一个落脚点，以备日后躲避追捕之用，同时方便在当地购买武器弹药。

  不过，邓文斌在国外娶妻生子、一掷千金，对在国内的父母、妻儿却十分“抠门”，虽然积累了巨额不义之财，平时却一分钱都不寄给家里。邓家一直住在祁东县洪桥镇一个偏僻小巷内。76岁的邓父后来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自从1998年后的5、6年间，邓文斌没给过一分钱家用，只有一次过春节时回来，给过邓父200元钱，邓父又给两个孙子各100元作为压岁钱。邓母得了股骨头坏死，有一次托邓文斌到长沙湘雅医院买药，回来说花了99元，邓母掏出100元钱，儿子接过来就揣在自己口袋里。邓文斌伏法后，邓家的生活和两个孙子的读书费用，全靠邓父的退休金支撑，生活十分清苦。

  多行不义必自毙。就在邓文斌等人四处流窜、疯狂作案的同时，一张无形的法网也正在向他们一步步逼近，并将彻底粉碎这个罪恶的团伙。

  2002年初，祁东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在侦办湖南省公安厅督办的“2002.1.21”枪杀案时，发现县第三人民医院放射科胡国君有重大涉案嫌疑，因此对其日常活动及社会交往等外围情况做秘密调查。调查发现，该县连墟乡人张东明与胡国君联系密切，而且张经常换乘高档轿车，家里还藏有很多汽车牌照，加上张有前科，因此警方认定张东明有重大盗窃嫌疑。

  2002年8月22日，张东明被秘密抓捕归案。经过突审，张交代了其伙同“老傣”（邓文斌化名之一）等人盗窃4辆高档机动车，并将其中1辆通过胡国君销赃的犯罪事实。根据其交代以及对其租住处的搜查结果，警方初步分析认为，胡国君、邓文斌、张东明等人组织的犯罪团伙，不但涉嫌盗抢高档机动车辆犯罪，而且有重大涉枪犯罪嫌疑。为加强对该案侦破工作的指挥力度，成立了由局长李衡任总指挥，政委史瑞光、主管副局长周俊任副总指挥，刑侦大队教导员涂青峰任组长，副大队长李少宏任副组长，民警谭驭舟、龚鹏霁为主办侦查员的10人专案组。

  专案组民警一边对张东明的租住房进行蹲点守候，以期抓捕其同伙“老傣”，一面以涉嫌销赃罪拘捕胡国君，并集中优势警力进行突审。邓文斌当时确实住在张东明的租住处，不过他太过狡猾，回窝之前先在周边转了几圈，发现其房间窗户上部已被打开，知道有人在监视其行动，便逃之夭夭。

  事后，邓文斌自鸣得意地对其他同伙吹嘘说：“那天我逃离时，一摸身上，忘了带手雷，如果带了，就是有三五个公安来追捕，恐怕也会血流遍地。”他不知从哪打听到是谭驭舟带人捉的张东明，还用TC卡公用电话打电话给谭驭舟，进行恐吓：“你放过我，立即付给你10万元现钞；要不然，我第一个就要杀你，你老婆孩子也休想活命！”

  抓捕邓文斌暂时受挫，但在胡国君那边倒是取得了重大突破。9月13日，胡国君在归阳镇到案。他自以为公安机关没有掌握其多少犯罪证据，企图负隅顽抗，拒不交代任意的毛病。专案组制定了详细的审讯方案，有明确的目的性地运用各种侦查谋略，利用张东明已经落网的有利条件，适时抛出部分证据，逐步打垮胡国君的心理防线夜的斗智斗勇，胡国君最终交代了1999年8月绑架抢劫杀害张德海、李荣花的犯罪事实。

  此外，胡国君还供述了伙同邓文斌、张东明、邹铁、谢爱民等人，先后在祁东、永州、柳州等地盗抢7辆机动车的情况。反过来再审讯张东明，不仅印证了胡国君的供述，更进一步查清了更多犯罪事实。至此，以邓文斌、胡国君、张东明、邹铁等人为主要成员的特大武装犯罪团伙案逐渐浮出水面。

  邓文斌特大跨国武装犯罪集团的累累罪行，引起了从衡阳市、湖南省直至公安部的格外的重视，从2002年初发现线月正式宣告破案，在一年多的时间内，部、省、市各级领导多次就破案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指示。2002年8月底，公安部五局、省厅刑侦总队刑侦专家专门赶赴祁东听取案情汇报，指导案件侦查和审讯深挖工作。期间，湖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和衡阳市公安局、市局刑侦支队负责同志也多次听取专题汇报，分析研究案情。

  根据胡国君、张东明交代的首犯邓文斌有功夫、枪法准，且贴身携带手枪和手榴弹等情况，省、市领导要求专案组运用多种侦查措施和手段，不顾一切代价追捕邓文斌，先后制订了3套抓方案，并同步秘密开展追赃、取证等工作。

  2002年9月27日，专案组民警通过侦查获悉，数月前，邓文斌曾与依原在桂林市公安局办过护照延期签证手续。谭驭舟、龚鹏霁受命前往桂林，寻找线索。经过大海捞针一般的手工翻检，终于在桂林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查到邓文斌当年5月2日与依原办理相关手续的底根，发现邓使用了“王平宁”的化名，两人已潜逃到老挝。

  谭驭舟、龚鹏霁又急赴云南，在云南与老挝警方的协助下，确定了邓文斌在云南、老挝可能落脚的几个地方，并大胆启用专案特情，全方位摸排邓在当地的活动范围及社会关系，为最终抓获邓文斌起到关键作用。2002年10月9日，正在景洪的谭驭舟接到从纳鑫宾馆服务台打来的电线月份湖南警方要求协查的“王平宁”住进了该宾馆。于是便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不仅不费一枪一弹顺利抓获邓文斌，一同落网的还有该团伙的两名骨干成员李有华和陈北方。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邓文斌的落网居然与他引以为傲的高智商犯罪有关。原来，那一段时间邓正痴迷于开锁技术的“研究”。落网当天，李有华买了一把新式锁回来，一时大意，没有锁门。而当谭驭舟等人冲进来时，邓文斌正全神贯注趴在床上研究那把新锁，面对从天而降的公安干警措手不及，只能束手就擒。

  邓文斌归案后，他与谭驭舟这两个对手才第一次直面相对。不过，此时的邓文斌没了当时打电话时的嚣张气焰，只说了一句话：“我要么不说，要么说个明白。到了今天这一步，我没必要再隐瞒什么了。”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邓文斌就会彻底投降。在长途押解回长沙的过程中，邓文斌在列车上竟悄悄设法打开了自己的手铐。但由于谭驭舟警惕性很高，手枪一直放在裤兜里，其他民警防范也十分严密，邓没找到下手的机会。邓文斌日后谈到这一细节时，却解释说是他考虑到随行的李有华、陈北方罪不该死，“不忍心”拉两个“小兄弟”陪葬，所以没有继续采取过激行动。

  邓文斌一向以团伙老大和“一号人物”自居，民警在审讯过程中充分的利用了这一点

  押解回长沙后，面对民警的讯问，邓文斌始终只字不吐，甚至连续三天不吃不喝，抗拒情绪十分明显。专案组民警围绕邓的性格特点、犯罪轨迹，多次走访共同生活的亲属和同犯，制定了多达4套审讯方案。针对邓文斌为人自负，自诩讲义气，处处以集团“老大”自居的特点，主审民警不急不躁，天天陪着邓聊天，在人格上、情感上充分尊重，生活上多方关照。通过一周的“亲密”接触，邓文斌和2位主审民警成了“知心朋友”。到10月19日，邓紧闭的嘴终于被撬开。

  “你们这次能在景洪抓到我，主要是我想回来办两件事，不然你们根本没办法抓到我。我正在准备去加拿大和泰国。我回来办的两件事是：一是准备取走枪和手雷、炸药，搞掉祁东县公安局和白地市派出所，然后远走高飞；二是作好一切物资准备，把缅甸小勐拉那个国际赌场用毒气洗劫一空。这次把我抓了，才使你们幸免于难。我说了这些，能够说是我最大的坦诚了……”在11月15日的审讯中，邓文斌还不忘炫耀自己的“未竟事业”。

  根据邓文斌等人的交代，其犯罪集团核心骨干成员中，除谢爱民在内讧中被杀之外，李兴春、陈军、邹铁、谢正强等人均在逃。他们心狠手辣，而且可能贴身携带，如不及时抓捕归案，将对社会产生极大危害。同时，据初步查证，该集团从1999年开始在全国各地疯狂盗抢各类机动车辆300余辆，尽快追回已经销往全国各地的赃车也成为专案组的一大任务。

  专案指挥部经研究决定，将专案组分成两组，专门安排20万元经费，奔赴各地全力开展追逃、追赃工作，对李兴春、陈军、邹铁、谢正强等4名在逃主犯可能落脚、藏身的地方进行蹲点守候，物色建立专案特情，秘密查控在逃骨干成员的行踪。

  考虑到该犯罪集团大部分骨干成员系祁东县人，而且活动能力较强，还拥有的情况，公安机关为确保办案民警及家属人身安全，特意对案情进行严格保密，整个案件侦破工作都是在高度封锁的状况下进行的，除专案组之外，甚至连各级分管领导都不知道情况，所抓获的嫌疑犯，也均是以化名和其他罪名投入看守所进行羁押的。如集团主犯邹铁在2003年8月中旬落网时，还不知道邓文斌已被抓获的消息，为各个击破、彻底瓦解团伙起到了关键作用。

  专案组民警不辞辛劳，先后辗转7个省、市和自治区，在兄弟省市警方的大力协助下，李兴春等集团核心骨干成员全部被抓获归案，破获持枪抢劫案3起（致3人死亡）、持枪故意杀人案1起（杀死1人）、持刀持枪抢劫案1起、盗窃案1起、非法案3起、非法储存案1起、盗窃各式机动车案300余起、同时追回了大批武器弹药及赃车赃物。

  邓文斌案件宣告破获后，时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副部长，公安部刑侦局局长，及湖南省政法委、公安厅等各级领导分别作出批示，对祁东县公安局成功摧毁邓文斌特大武装犯罪集团进行表扬，并由公安部批拨20万元作为对有功人员的奖励。

  由于该案影响极大，2003年8月初，中央电视台《午间新闻》节目组专程赶赴祁东县采访。此时，邓文斌经过近一年的羁押，头发已经变得花白。面对镜头，邓突然大喊大叫：“别拍我！别拍我！如果再拍，我就一头撞死在墙上！”民警细问原囚，邓文斌却流下眼泪来：“我家里有老父老母，父亲心脏不好，看到我这个样子，他一定会气死的！父母教育我们从小好好做人，但我没有听他们的话，不忠不孝呀！我还担心，等儿子长大后，知道曾经有这样一个父亲，人前人后抬不起头，背上多么重的包袱！我愧做一个儿子！愧做一个父亲！”

  在临刑前，邓文斌还提出一个请求，要求带上一条紫色的裙子，那是他在老挝的“妻子”依原留给他的。邓文斌最后说：“依原对我很痴心，她是我一生中唯一难忘的女人。如果说我有什么遗憾，最大的遗憾就是她对我太好了，我无以回报。”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